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走进了一个由黄金和天鹅绒打造的牢笼。房间内的地板比走廊更为柔软，落脚时温顺的绒毛将我的靴子包裹，每走一步都好似要倒下去一般的罪恶。墙壁是用坚硬的柚木铺就的，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段细密的雕花。吊灯垂得很低，水晶和玻璃制成的流苏挂下来，将整个房间反射得金碧辉煌，简直像王公贵族的行宫。列车员把我的手提箱放进来后，体贴地关上门走了。我没空去想在他眼里我是否像个乡巴佬，但他也许见过太多折服于东方快车的人了。我和那么多人一样，只知道站在原地，像个乡下呆头鹅一样伸脖子打量了一下周围，在心里惊叹打造这辆麻瓜列车的价钱。

两张床之间的距离比我想象中的大得多。正如同巴斯蒂安说过的那样，我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车厢。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听到我走进来的动静后，另一张床上躺着的那个人没有丝毫反应。

我只好大步走到我床边，再把手提箱重重地放在地上。这个漂亮行宫没有行李柜，这让我的处境有点尴尬。但在研究墙上的搁板后，我很快便知道了如何把它掰下来当行李架用。我脱下大衣，甩上行李，特意把动作放得很响。我知道那人肯定醒着；他时不时发出一些表示厌恶的声音，却就是不肯礼貌地和他的室友打个招呼。我开始有些恼火了。

“先生，”在拾掇好一切，坐在床边等待开车时，我主动找他攀谈。“您的目的地是哪？”

这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这下他不可能装作没有听见了。我想那人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深深为此感到遗憾。这个粗鲁的人慢吞吞地在床上翻了个身，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看向我。在一段尚且可以忍受的沉默过后，他回答：

“慕尼黑。”

慕尼黑！这人竟是和我同一站下车。我不由得有些警惕了；谁会在这个时候由巴黎去往德国呢？

还没等我开口，他却突然用很纯正的英语问道：

“你是英国人？”

在欧洲的火车上听到乡音，让我心下一暖，不自觉露出了一个更为熟络的笑容。于是我立马抛弃我那蹩脚的法语，也用英文作答：

“是的，我是伦敦人。您也是英国人吗？”

“不，”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是——”他微不可察地犹豫了一会，“我是比利时人。”

我有些失望。

“您的英文真的很标准。您曾经在英国住过吗？”

他看上去不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糊道：

“我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说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一扫眉眼中的阴郁，兴致勃勃地问道：

“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这次他用了敬语。我有点惊讶，但还是回答：“我是和我的上司一起来的。”

邓布利多和我约定好，在麻瓜面前我是他的下属。但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与我商量这件事已是对我很大的尊重。

“你的上司？”那怪人笑得肩膀都耸动起来，“是那个在走廊跟你告别的人吗？你们要去土耳其吗？”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我怀疑他脑子有问题。来之前欧尼维亚告诫我小心，欧洲有很多疯子；比如，她这样对我说，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

“是的。我陪同他去慕尼黑。我们也在慕尼黑下车。”

他点了点头，对此不置可否。

“土耳其这会景色更美。那你们为什么不住同一个房间呢？”

他一提这话我就有气。但我想到，这应该是铁路公司和售票处共同编造的谎言，他除了加塞这一错处外并无问题。于是我只好硬邦邦地回答：

“我们本来定的是这间双人房，”说到这我停顿了一下，希望面前的人能够从我的未竟之语里品味到自己利用特权随意插队的错处并感到内疚。但他无动于衷，一副等着我继续说下去的样子。我便转开话锋，委婉地骂起了售票处那个不近人情的男中音，“但是因为售票员的失误，他们把一个人排在了我的前面。所以邓布利多先生——也就是我的上司，只好住到单人间去了。”

“嗯哼，”他嘟嘟囔囔地把邓布利多的名字念了几遍，“奇怪的名字。那你呢，突然闯进来的先生，你的名字是什么？”

“诺比·雷斯。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这个问题似乎让他大为惊异；他从床上半撑着坐起来。按理说棕色的眼睛应该让人感到亲切柔和，但当他盯住我的时候，我只能想到荒原里的鹰隼，或诸如此类在高空盘旋捕猎的鸟类。

“这是个问题，”他低头沉思着，问我，“为什么我们没有一开始交换名字呢？很狡猾，先生。你们一向这么说话吗？”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此也根本无从答起。所幸他停止了自言自语，突然重又正襟危坐，含笑看着我。

“百图各·修普诺，”他一边说一边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仿佛自己说了一个绝妙的笑话。“你可以叫我修普诺，或者百图各，或者百图各·修普诺。随你怎么叫。”

我可以赌五十个金加隆，这不是他的真名。被愚弄让我感到有些不快。我很不愿费时间和这人交谈，可我依然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问他。

“那么修普诺先生，您去慕尼黑是——”

但他并不接茬，只是挑起一边浓黑的眉毛戏谑地看着我。我的话头便只好孤零零地落在半空中，等着自然风干。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下定决心，在开车之前再不多费口舌。

怀着这种决心，我拿出一本在车站买来的麻瓜小书，坐在床上装模做样地看了起来。但我单方面的表态很快就被打断了。修普诺先生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无礼和我的冷淡，一直在我看书时问东问西，再用毫不相干的话题打断我。这种无意义的对话让我既恼火又无可奈何，只好一边推脱，一边祈祷快点到用晚餐的时间。不知不觉中，我不仅知道了他在比利时有十三个弟弟，还知道他是个作家，在土耳其有三座房子，每一座都有一个后院，后院里有池塘和小山丘。在他大谈特谈自己准备如何在第四座房子的后院里建树林时，我偷偷看了眼手表。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从这块难用的麻瓜手表上辨出，现在是晚上七点一刻。再过十五分钟，就是我和邓布利多约好的时间了；我们将于七点半在餐车见面。

修普诺先生终于安静了——他又躺了回去。但他不甘寂寞似地，非要制造一些噪音：他开始敲墙壁。

我忍无可忍，如果没有麻瓜保护法，我现在真想先揍他一顿，再用魔杖给他施一个一忘皆空。这个念头诱惑性太大了，随着他敲击频率的加快，我的右手几次伸进马甲里的口袋。

“雷斯先生，”他突然停下了敲击，一本正经地转头对我说，“七点半恐怕不是个见面说话的好时间。”

我懒得抬头，便敷衍地答道：“哦，是吗？”话刚说完我就觉得不对，忙合上书问道，“您怎么知道我七点半要去餐车？”

他只是笑了笑。

“七点半是人最多的时候。而且这时，烤羊排的火候刚好，人人都爱烤羊排。”我觉得他又要开始胡说八道了，“大家炙热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从厨房推出来的餐车上，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不断用银叉敲着盘子，发出此起彼伏的响声，让侍者推着车过来给他们切下一块嫩嫩的小羊排。”

这话如同他说过的那么多句话一样，根本就是废话。我明白了和他开始谈话就是个错误。后来，在一切结束后，我想到这可能是非常高级的摄魂取念，可惜当时我以为他是个麻瓜，对此根本没有防备。

“不过我也会在那时去餐车，”他愉快地说，“我们真是太有缘啦。等会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我坐过很多次东方快车了，可以给你一些点餐上的建议。希望你的上司不要来打扰我们，他们这种人只会板着脸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我闻言板起了脸，希望他可以开始厌烦我。我真的想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不出我一直以来无言的拒绝呢？世界上真有这么死皮赖脸的人吗？还是说，他接近我只是另有所图？后面那个可能性此时看起来更像是真的。但一个麻瓜接近一个巫师能为了什么呢？难道他认为我是间谍？我看起来像麻瓜间谍吗？

“我的上司会和我坐在一起，”我清楚地回答，“我们会谈一些工作上的事。”

“太好了！我一直想知道谈公事时人是怎样一副嘴脸。”

这讨厌的人装聋作哑。但我转念一想，也许邓布利多在和他谈话时能够看清他藏在这懒洋洋表象下真实的目的呢？想到这里，我就没有继续拒绝他了。七点二十左右，我起身换上晚礼服，但修普诺先生一动不动，依然躺在床上。在我提醒他七点半要到了时，他只是宣称他厌恶晚礼服，并不会穿它。难道麻瓜可以不穿晚礼服的吗？我回想起巴斯蒂安对我们服装上的建议，再看了看这身并不是特别舒服的套装，心里有一点点后悔。

在我出门时，修普诺先生正坐起来准备换衣。我急于在原先的时间赶到餐车，便只好对他说我要先走一步。修普诺先生看起来对此毫不在意，于是我便自己一人离开了。

我穿过猩红色的走廊，每走过一个车厢，都会有两个列车员向我点头致意，或与我短暂寒暄。他们帮我推开餐车沉重的橡木大门，于是东方快车那神秘的，被诗人作家想象过无数次的宫殿本体就这么展现在我眼前。在我刚刚看过的那本麻瓜小说里，作者用人类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溢美之词描述了闪着银光的餐具，金碧辉煌的装饰和绘有希腊众神的天花板。当我抬头向上看，宙斯确实在从上至下看着我；但说实话，我有些失望。与那些歌颂它的华丽篇章相比，餐车本身简直不值一提。

在向邓布利多走去的时候我想，也许我是个未经发掘的浪漫主义者呢？

“你来的很早，”邓布利多抬起头来，笑着对我说，“我还以为在我吃完这杯冰激凌之后你才会到呢。”

我勉强笑了笑，想起来这顿本来愉快的晚餐也许会被即将到来的修普诺先生毁了，不禁有些后悔答应他。

“我的室友非常健谈，这样耽误了一些时间。”

“可以理解。”他对我举了举杯。我拿起菜单，严格按照麻瓜正式用餐的习惯，点好了前菜。邓布利多的冰激凌球显然是甜品单里的，有谁会一开始就吃甜品呢？我暗自责怪他过于随意的态度可能让我们受到怀疑。

他慢悠悠地吃完了最后一勺粉红色的冰激凌。餐车的门又一次打开了，我转头看去，果然看到修普诺先生穿着一件很不合规矩的长风衣走进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一直躺着，没想到站起来的时候竟然有这么高。他那件深灰色的风衣看起来很薄，却非常长，把他整个人从头到脚严密地包裹了起来。他还戴着一顶样式古怪的帽子，领子竖得很高，要不是那对非常危险的眼睛扫过来了一瞬，我还真认不出他来。

修普诺先生煞有介事地朝我们这点了点头，便向这个方向走来。路上一位富太太向他致意，于是他礼貌地停下来站着与她寒暄。趁此机会，我转头对邓布利多诉说我的不得已：

“这位是修普诺·百图各先生，他就是我的室友。说实话，他的废话非常多，而且不会看人眼色。我表示过很多次不希望他和我们一道用晚餐，但他还是来了。”

邓布利多的笑容凝固了一瞬，随即挑了挑眉表示了解。他把手边的冰激凌杯向对面推了推，问我：

“他也是去慕尼黑吗？”

“没错。真是令人心生厌烦的巧合。”我压低声音，学着间谍那种鬼祟的做派向邓布利多补充道，“我怀疑他是个麻瓜间谍。我们待会可以好好问他一问。”

邓布利多轻声笑了。

“也许。但那与我们无关。”

他又想了想，很凝重地请求道：

“刚刚的冰激凌让人有些不舒服，我需要回房间休息一下。能拜托你独自审问这个间谍吗？”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让我反应不及。邓布利多不等我回答就站起来准备走了，我胡乱说了几句关心的话，身后却突然传来修普诺先生那令人不舒服的，阴阳怪气的声音：

“想必您就是雷斯先生的上司了？”

邓布利多停住了。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朝修普诺先生点了点头。

“没错。想必您就是他的室友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邓布利多的表情比往常看起来冰冷许多。

修普诺先生玩味地笑了。他夸张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边自顾自地在邓布利多对面的位置坐下来：“雷斯先生的上司和雷斯先生的室友见面了！感谢雷斯先生！邓布利多先生，何必板着脸呢？坐下来吃块羊排吧；他们从新西兰辛苦运来的羊肉，哈！”

他没把邓布利多随手移开的那盏冰激凌杯移走，还伸手拨弄了一下那根精致的小银勺子。

邓布利多并没有理会修普诺先生，他稳重的气度实在让我钦佩。他转身用可以让人听到的音量吩咐侍者：

“给我上一份鱼排吧。对，不要前菜，现在就可以上了。”

说完，他拉开椅子重新坐下，不带丝毫窘迫。倒是修普诺先生把勺子往杯子里一掷，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自邓布利多坐下起，我就有点糊涂了。我左右看了看，不禁疑惑更甚。到底是我在做梦，还是这一切都是真的——邓布利多对一个毫不相干的麻瓜心生不满？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在我脑中成形，但它消失得太快，我来不及深思——

这一切真的是铁路局和售票处的骗局吗？从我们踏上东方快车的那一瞬开始，或许更早，在他对我说他是因为堵车而迟到时——邓布利多是不是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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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世界上最话唠的人了！跳下沙发自尽！